“百变”科学路

  在众多成功秘诀中,有一条为许多人所笃信:只有选择一条道路并坚持走下去的人,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就。但这句话似乎并不适合刘东生。他在一生中,屡屡转变科研方向,有时甚至是跨学科的大跳跃。正是这条“百变”的科学路,成就了一位丰富立体、学养深厚的大科学家。 

  抗日战争期间,刘东生从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毕业。那时的他,并没有马上投身学术研究,而是先到“战地服务团”工作了几年,为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做地勤保障工作。 

  抗战胜利后,刘东生来到南京,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从事泥盆纪鱼类化石研究工作,师从古生物学泰斗杨钟健院士。一代地学大家,却是从古生物学开始了自己的科研道路。 

  新中国解放之际,百废待兴。刘东生随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迁往北京。当时研究所里工作人员很少,每个人开展自己的课题时,都必须把国家的重大紧急需求放在首位。刘东生也是如此,他没有抱定自己的原有专业,而是毅然加入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矿床地质等领域的研究。 

  1954年,三门峡水电站项目上马,要解决三门峡大坝的泥沙淤积之困,必须深入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问题。刘东生临机受命,带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始了黄土高原上的研究工作。他以为这只是一份暂时的工作,却不料黄土研究自此贯穿了他的一生。 

  6080年代,刘东生和地理学家施雅风一起,领导中科院多学科综合考察队分别对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南迦巴瓦峰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也是从这时起,刘东生开始将青藏高原研究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在一起,有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重大发现。 

  80年代后,刘东生的一项发现,让中国黄土的研究意义上升到了全球性气候变化的高度。他系统地布置了地层学、土壤学、孢粉学、沉积学、地球化学、生物化石等研究任务,交给他的学生们分工协作,共同围绕区域气候变化重建及其同深海记录对比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工作。1986年,刘东生牵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将黄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这之后,刘东生又开启了亚地区区域气候变化同全球变化动力学联系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纵观先生一生,科研事业的车头屡次转向。不论在青年岁月,还是耄耋之年,他都能从头开始,投身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没有丝毫“见异思迁”的浮躁,有的只是对祖国的忠诚和对组织的信任。他的“百变”科研路上,每一次转变,都响应国家需求,都体现国家利益。这是老一辈科学家身上闪耀的风骨,也是值得代代传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