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代的《诗经》指出：山川乃资源的产处，要与百神一同祭祀。

　　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66—前771年）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极为严厉。

　　春秋战国时代（约公元前700年—前221年）对保护生物资源有了明确的规定，范围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是在齐国为相的管仲。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实施山林川泽的管理和自然资源保护。他认为，山林川泽是“天财之所出”。不能很好地保护山林川泽的人，不配当国家领导人（原话是：“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王”。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论述。他指出：禁止砍伐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把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管理范围超过了先秦时期。

　　宋代（公元960—1279年）注重了对生物资源的立法保护。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环境问题的敏感。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对山林川泽的保护承袭了前代的规定，并且管制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政府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这是保护方面的倒退，对环境损害很大。

　　清代（公元1645—1911年）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林木破坏和水土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看到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警告。但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然继续，对中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