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有幸在山东大学成为他的学生，并在他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十几年来，学习、工作在他的身边，耳濡目染，亲身领略着他--一位"数学大家"的风采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儿时偶像的神秘光环早已不复存在，沉淀在内心深处的已是对老师深深的敬重和爱戴。作为学生，我们不仅敬佩他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智慧，更从他那里学到了献身科学的宝贵精神和许多做人的道理。

　　熟悉老师的人都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他在学生时期的处女作中，就给出了"算术级数中最小素数"的第一个定量估计，这一成果被国际数学大师量哈斯作为一个定理收入其名著《数论》一书中。也有人用大智若愚来形容和描绘他。因为他对生活中的小事总是不闻不问。对于我来说，接触老师以后最深刻的感受，则是他对数学研究的迷恋和执著。

老师的惊世之作--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1+5）和（1+4）的证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饿着肚子得出来的。这些成果使他在这一世界数学难题的研究中两次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老师的身体一直较弱，也许就是那时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所致。数学之于他，已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记得1983年他第一次做结肠手术时，我和几位学生轮流到医院给他送饭。手术后不久的一天，身体尚未恢复的他悄悄把一个纸条交给我，让我从图书馆借两本数学书带给他。我谨尊师命，"出色"完成了任务，他却为此受到护士一次严厉的批评。当校长后，他常常为没有时间做学问而苦恼，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闲时间思考问题。老师生前最后一组论文的构想和演算，就是在一次去北京出差的火车上完成的。

老师是一位名人，经常有记者为报道他而采访到我。每次我都告诉他们，老师有"大家风度"，他是数学研究的"大家"，一生论文不多，但他的文章有思想，有方法，是精品，是大手笔。例如，他的"一个新的均值定理及其应用"一文，曾在1979年英国国际数论会议上作大会报告，被国外同行称赞为"占领了大会的讲台"；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新尝试"一文，以其新颖、独特的学术思想引起国际数论界关注；他和胞弟合著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书，被誉为"成功的再创造"，"数论研究宝库的又一新作"。

老师讲课也是典型的"大家风度"，大思路，粗线条，由浅入深，居高临下，常常令人回味良久。他的《数学分析》开堂课"从刘徽割圆谈起"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用"大家"的标准要求所有的学生。记得我刚做论文时，曾经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兴高采烈地向老师报告，不想老师只是平静地说"要做大问题"。这句话成为他所有学生的座右铭和奋斗目标。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生前培养出的13名博士中已有8名成为教授，其中4名又已经开始自己指导博士生了。老师的"大家风度"还体现在他对学生无私的关心和培养上。作为学生，我们和他相处最开心最满足的时刻是听他谈数学，与他讨论问题，他的三言两语，往往使我们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或引导我们摆脱困顿，走出迷宫。

我们常常感叹，怎样才能把老师的智慧装进自己的头脑呢？从老师那里获得的灵感和启发，许多成为我们论文中的关键思想，可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任何一篇论文中。甘为人梯，老师是无私的！ 在老师的呵护下成长使我们感到幸运，同时在他的身边工作，我们也时时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记得他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起五六十年代中国数论的辉煌。我知道，老师和华罗庚、陈景润、王元一起被国外数学家称为中国数论学派的代表，他们杰出的成就令西方数论界刮目相看。老师感慨地说，"文革"使我们整整缺少了一代人！讲这话时，他向我们投来充满期待的目光。老师生前的最后十几年，把大量心血花费在培养中国年轻一代数论学者身上。他著书立说，其名著《哥德巴赫猜想》、《解析数论基础》等影响和培养了我国一代年轻数论学者。他组织学术交流，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帮助支持我们出国进修，期待着我们早一点成长起来。尽管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但他始终坚持亲自培养指导学生。他戴着两千多度的近视镜，仔细审查学生的论文，查阅资料，为学生指出研究课题的方向。每当我们取得成绩，他总是由衷地为我们高兴。他是严师，也是慈父，工作在他身边我们感到温暖。 
　　当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走进国际数论学家的圈子时，心里曾感到忐忑不安。然而，当有人一介绍，这是潘的学生时，我立即迎来许多亲切的目光，大家关切地问询老师的身体和工作，愉快地谈论起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德国著名数学家理查德教授热情地对我说："你有一位好老师。"可以告慰老师的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在向老师做最后告别的时刻，人们看到在他身边肃立着一排年轻的学者，他们就是从祖国的天南地北和国外赶到济南的学生们，其中35岁以下的教授、博士就有12位，他们已成为我国数论研究的年轻骨干。

作者：展涛（潘承洞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