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教多复变函数，受到压力，正在发愁，多复变函数数论如何提出一个大跃进的指标。这时候知道了张宗燧先生正在开办一个色散关系的讨论班，要用到多复变函数，于是我参加了他的讨论班，看看有什么启发。

原来色散关系的证明中用到了多复变函数论中一个叫edge of wedge定理，张宗燧先生称之为“劈边”定理。色散关系是苏联物理学家Bogoliubov(他是联合核子所的所长，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都很熟识)最先给与一个完整的证明，证明之中用到他提出的并证明了的一个多复变函数论定理，这个定理后来由加州大学Berkoley分校数学系教授叫Bremermann重新用数学的语言来证明，称之为edge of wedge定理，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Dyson教授研究色散关系时，也称之为edge of wedge定理。这是一个数学上严格的定理，证明要用到比较多的多复变函数论的解析展拓的知识。张宗燧先生能够了解这个定理，使我十分佩服他数学知识之广，因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学家的数学知识一般只限于张量分析单复变函数，变分法富氏分析，概率统计，群论，李代数和泛函分析的Hilbert空间等。

同时，我发现张宗燧先生是一位诚实的科学家。他没有为当时浮夸之风所动，没有提出大跃进式的高指标、搞虚假的报喜，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虽然他研究的色散关系是当时理论物理最前沿的问题，但他没有说已经超英、赶美，是世界第一流等。我参加他的讨论班，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发现“劈边”定理所研究的区域正是华罗庚先生研究的典型域中第四类域，即以特征流形(物理上叫未来光锥)凸锥的管域，Heisenberg群最早就是出现在这里，这使我对理论物理的数学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个兴趣影响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延续直到今天。

作为一个诚实的科学家，张宗燧先生对学术见解，自己怎样想就怎么说，直言不讳，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他平时讲话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饰。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这当然引起大家对他的批评。又有一次，在大跃进开始以后，中、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日益恶化，在数学所开的一个会议上，大家批判苏修的技术、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领域是很好的，这当然又招来一阵对他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莫明其妙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两者兼有，我记不清楚了)，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见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劳动(打扫卫生)。我很奇怪，我说“张先生，天气那么热，为什么还穿大衣？”他说“陆启(铿)啊陆启(铿)，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惊，正想问他“你得了什么病如此严重？”但后面来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掷小石头，口里还骂着难听的话，有的石头落在我身上。我赶快离开他。以后我上班总绕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数学所造反派宣布“张宗燧畏罪自杀”。我听了后心情十分沉重。当我在听到他对我讲“快要死”的话时，应该意识到，他受到极大的人格污辱，为了人的尊严，已萌发一死的念头，可是我为了躲避几个小石头的攻击，不敢和他多谈。他的话明显有“诀别”的意思，如果我当时能和他多谈一会儿，了解他的话的真实意思，并且加以劝导，比方说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的话，也许悲剧不致于发生，他的正处盛年的生命不会骤然了结，还可能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有内疚的感觉，直到今天这个阴影一直存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