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逼”我还债，一下把我点醒了。

首届中国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研究工作涉及代数拓扑学、代数几何、博弈论、数学史、数学机械化等众多学术领域，他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的某些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的“吴公式”等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后来又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他的成就缩短了中国现代数学与国际上的差距，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

可吴老告诉记者：当初要不是陈省身，自己差点“误入歧途”。

 吴文俊：不错，是陈省身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一生。我一直对数学感兴趣，可抗战爆发被迫中断，学习研究脱离正轨，当时精神很痛苦。抗战结束后，1946年，一位亲友知道我的爱好，就鼓励我直接去找陈先生，说他是个学者不会见怪。于是，我就上陈先生家拜访了，就在上海徐家汇附近一条弄堂里。

　

记者：当时陈先生已很有名了吧？　

吴文俊：他1943年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与爱因斯坦成了同事，很快便完成平生最得意的“高斯—博内公式”证明及构建陈氏理论，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成为整个现代数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1946年大数学家霍普夫在《数学评论》写文章说，“微分几何进入新时代。”可以说，陈先生那时就在国际上成了大名，当之无愧的中国数学第一人。

记者：和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名人相见，您当时心里忐忑吗？　

吴文俊：也没什么，他的态度一直很和蔼，谈话时，他翻了一下我送上的数学研究心得，就指出我的方向不对。　

记者：怎么不对？　

吴文俊：抗战8年我自己摸索，结果陷在数学名词的倒来倒去之中，钻进了牛角尖。陈先生一句话，把误入歧途的我拉回来走到今天，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那次见面，当时谈的时间相当长，主要是问我的情况，我记得我当时说想加入他领导的数学所，但他没明确表态。一直是到临别，送我到门口，他忽然说了句：“你的事我会记在心上的。”没几天，通知来了。　

记者：通知来了，去干吗？　

吴文俊：先生让我到图书馆看书，就“不闻不问”了。直到一年后，突然有天找我，叫我“还债”，我当时莫名其妙（笑），我又没有欠谁的钱，还什么债？陈先生就解释说，你看了那么多人家的研究成果，吸收了人家的东西，就是欠了人家的债，现在你自己也得做出东西来，还给别人。这个说法，绝！（大笑、咳嗽）这是陈先生的创造，我从没听谁这样说过。只是，本来我很快乐地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这一来，陈先生逼我做学问，弄得我很伤脑筋了（笑）。

记者：高明的大师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关键点一下？

吴文俊：对对，一下把我点醒了。我想他这个“还债”，也适用于所有搞研究的，适用于现在的年轻人。　

一事“纳闷”半世纪　

跟了先生一年多时间，陈先生就把吴文俊推荐给法国数学家，可安排他去的地方却不是巴黎，而是法国边境的斯特伦斯堡，这让他有点纳闷———为什么要送他去那么一个不见名的小地方？ 

吴文俊：当时我真不懂，直到几十年后，他回国定居天津南开，和我说那儿比较清静，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问上，这才把我当年的纳闷解开。两件事一联系就明白，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方针———去清静的地方，专心致志做学问。

记者：让您去法国小地方留学，是记忆至深的一件事？　　

吴文俊：对先生的记忆至深，还有许多。比如说吧，那时在数学所，有次我自己看书，看到一个名词叫“纤维丛”，不懂，一次谈话中偶然问起，没想到，陈先生异常高兴，他知道这是几何一个关键词，说我开始触及核心了，于是拿了大量他自己的笔记出来，密密麻麻全是这方面的国外文献，毫无保留给我看。他这种善于帮人的艺术，特别对年轻一代的满腔热忱，是大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