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的精益求精和高标准是很有名的

王元院士说,华老一生研究兴趣虽然十分广泛,但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 ,他总是专注于一个方面。他的特点是“研究一个数学问题,华老就要把它做到最好。“精益求精和严格要求”就是华罗庚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翻译和讲授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的苏联教授舍尔盖称赞华罗庚每用一个方法,总是要用到极端精密的地步。

华罗庚另一位学生冯克勤回忆他在参加1964年华老在中国科技大学组织的讨论班情况。这个讨论班是研究刚出版的Bellman《不等式》一书,参加人员有从事数论、多复变和概率统计等多个领域的老师和学生。

 

在第一次讨论中华老说:“我所以选这本书不是因为它写的好,而是因为这里面许多矩阵不等式可以改进.”这种风格还体现在后来他把“班门弄斧”这句成语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弄斧必到班门”“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那儿去耍,”主张研究一定要和“大家”交手,告诫青年“取法乎上得其中,取传乎中得其下”。

华罗庚认为作学问要抓住中心问题,力求方法上创新,不要永远只搞一个小分支,甚至一个小题目,而对别的东西不闻不问。他屡次告诫学生善于开拓,“你们不要划地为牢呀!”

 华罗庚的学生常庚哲在回忆华老上课时的情景,说:他一边思考,一边推导,有时写了一大黑板,居然会推倒重来,再换一种他认为更好的证法。唯其如此,我感到更有启发。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能有胆识、有能力这样做。

 他还清楚的记得发生在一次讨论班上的事情,“北京大学闵嗣鹤先生给出了一个证明。受到他的启发,我突然想起另一个证明,举手之后便走上黑板,结果在推演中,算不下去。我满脸通红,十分尴尬,第一是当众出丑,第二是生怕华先生训斥。但我的第二种担心是多余的,华先生没有骂我,我走下黑板,他继续平静地点评这个题目。

 我很是难受,中午饭都不想吃。我当天要去外地招生。中午,我极力来修补我的证明,最后终于成功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华先生,装上了我的证明,从华先生办公室的门缝里塞了进去。等我从外地回来,我看到了华先生的回信。他是在当天回复我的,又提出了一个比我的办法更简洁的证明,只有四行。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可见开始的想法是迂回曲折的,事后类多‘先见之明’,能不怕曲折搞出东西来,再求直道,研究之道在焉。” 

华罗庚的大弟子之一龚升教授曾对一位朋友说:“我们被他教过的学生,有时没做研究不读书,远远看到他要躲避他,怕他问我们研究的情况,有没有甚么东西值得汇报,他会像严父一样批评,不管你已做到校长、主任、所长,不留情面,我们有时真的怕他。”    

 华罗庚的研究生冯克勤,华罗庚与陆启铿指导的研究生钟家庆分别在“代数数论”和“复几何”方面研究得到的深刻结果为数学大师陈省身和丘成桐所欣赏,他们都获得了“陈省身”数学奖。当他的学生获得各种奖励与职称时,更深刻理解昔日老师严格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是真正的关怀,真是严师出高徒。 

上世纪70年代,华罗庚在江苏推广他创立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有一次,他在一张图表的两边写下了一副对联,巧妙地把上面讲到的棋联改动了一下,成为: 

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 
  落子有悔大丈夫,修正错误。

有人问这样改是何意,华罗庚笑着回笑说:“这两句话说明了‘统筹’和‘优选’两种科学态度。上联讲的是推广科学方法要集思广益,下联讲的是要精益求精。合起来的意思就是通过‘统筹法’和‘优选法’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1978年华罗庚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