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互联网+”概述

在2015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马上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正是看到了互联网从工具向平台转变的趋势，它是各行各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平台。从经济转型升级看，能源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都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对传统领域进行实质性重构；从各国发展情况看，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在新一轮经济模式创新中，能否形成新的制高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互联网+”是创造增量价值，促经济腾飞的一条正确路径。
“互联网+”（Internet Plus）是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扩散、应用的过程。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互联网+”，意味着互联网作为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功能的基本生产要素，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互联网行业从无到有，从产生到日益壮大，在深刻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地重塑着社会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模式，其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角落。国家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积极引导与规范，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业态重塑整合等方面的优化、集成作用。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并非简单的“物理对接”，而是“化学反应”，是一种深度融合，也就是传统产业按照互联网的思维方式、运作模式，改进发展战略、改变营销策略、适应发展环境等。这必将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资源、空间和环境，更适应市场选择与消费偏好，更具有竞争能力，创造出“1+1>2”的成果。
“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全面融合，将进一步改变中国的经济形态，创造更多的经济业态，形成新的经济生态。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等经济新业态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新经济生态，也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特别是 “互联网+”可以支撑创新模式的发展进步，激发并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这样，中国经济就具有了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引擎。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
“互联网+”体现出的是互联网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母体要素，与其他行业生产要素嫁接所延展出的各种可能性，这一嫁接所能够发挥的功能、产生的效应，并不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相加产生的“加法效应”，而更可能产生“乘数效应”甚至是幂数级的“指数效应”。“互联网+”意味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这不仅有利于产业升级，还能促进大众创业，使民众的生活变得高效、便捷。 “互联网+”的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和100年前的电力技术，200年前的蒸汽机技术一样，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互联网＋”仰赖的新基础设施，可以概括为云(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网(互联网和物联网)、端(直接服务个人的设备)三部分，这三个领域的推进将决定互联网+计划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效率和深度。
“互联网+”正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融入互联网，互联网进入社会经济生活，彼此更加全面、深入地结合起来，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 “互联网+”的内涵

很多人认为，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察觉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互联网正是这样的技术，它正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互联网+”在内涵上根本区隔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而是重新定义信息化。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没有释放出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性，而互联网作为信息处理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其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将使信息和数据动起来转化成巨大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
“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无论网络零售、在线批发、跨境电商、快的打车、淘点点所做的工作分享都是努力实现交易的在线化。只有商品、人和交易行为迁移到互联网上，才能实现“在线化”；只有“在线”才能形成“活的”数据，随时被调用和挖掘。在线化的数据流动性最强，不会像以往一样仅仅封闭在某个部门或企业内部。在线数据随时可以在产业上下游、协作主体之间以最低的成本流动和交换。数据只有流动起来，其价值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互联网+是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升级版，在内涵上根本区隔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而是重新定义了信息化。传统信息化没有释放出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性，而互联网作为信息处理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其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将使信息和数据动起来转化成巨大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互联网+不应只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需要产生化学反应，互联网如果对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产业等进行要素重组，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而以用户行为为导向，创造“互联网+”中国特色，是中国在现阶段的发展方向。 “互联网+”实际上是从增量到存量的改革路径，互联网企业融合传统企业、传统企业拥抱互联网，这两支力量融合在一起将创造新的更大经济和推进社会的发展，希望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的前提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并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个过程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第二个阶段是各行各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和收获。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1周年，中国迄今已经有6.5亿网民，5亿的智能手机用户，通信网络的进步、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芯片在企业、人群和物体中的广泛安装，为下一阶段的“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以前把信息化定义为ICT技术不断应用深化的过程。所谓ICT就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的，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领域。但假如ICT技术的普及、应用没有释放出信息和数据的流动性，促进信息/数据在跨组织、跨地域的广泛分享使用，就会出现“IT黑洞”陷阱，信息化效益难以体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正在回归“信息为核心”这个本质。互联网天然具备全球开放、平等、透明等特性，使得信息/数据在工业社会中被压抑的巨大潜力爆发出来，转化成巨大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例如，淘宝网作为架构在互联网上的商务交易平台，促进了商品供给-消费需求数据/信息在全国、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通、分享和对接：10亿件商品、900万商家、3亿多消费者实时对接，形成一个超级在线大市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流通业的效率和水平，释放了内需消费潜力。
我们在面对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有两句话与大家共享：当电力时代来临之际，不是电力公司干掉了所有的行业，而是各个行业的先知先觉者运用了电力这种先进的工具；同样，当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也不是互联网公司干掉所有的行业，而是各个行业的先知先觉者运用了互联网这种先进的工具。我们既不要高估互联网对目前社会的冲击，但是也绝对不要低估互联网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3.“互联网+”的实施

“互联网+”实施的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过去十年，这一过程呈现“逆向”互联网化的过程。在企业价值链层面上，表现为一个个环节的互联网化：从消费者在线开始，到广告营销、零售、到批发和分销、再到生产制造、一直追溯到上游的原材料和生产装备。从产业层面看，表现为一个个产业的互联网化：从广告传媒业、零售业、到批发市场，再到生产制造和原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物流、金融业也跟着出现互联网化的趋势。在“互联网+”逆向倒逼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互联网化的比重也是依次递减。
最先被互联网带动的是消费者。根据CNNIC的数据，到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网络购物用户3.61亿，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升至55.7%，在全国居民中的渗透率也达到了26.67%。广告营销环节是最早互联网化的商业环节。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互联网广告产业规模达到1,535亿元，市场份额占整体广告产业的28%，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广告行业互联网化的程度。其次是零售环节的互联网化。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达到2.8万亿元，占同期社零总额的10.6%。这也基本代表零售业互联网化的比重。再往上是批发和分销环节的互联网化。这里包括传统的B2B网站纷纷由信息平台向交易平台转型，推动在线批发，以及传统企业的大量开展的网络分销业务。再往上倒逼就是生产制造环节，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个性化需求倒逼生产制造柔性化加速，比如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二是需求端、零售端与制造业的在线紧密连接。这导致制造业也出现在线化、数据化的趋势。
“互联网＋”的实践风起云涌、极大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的面貌，其不竭动力来自于三方面：一是新信息基础设施的形成；二是对数据资源的松绑；三是基于前两方面而引发的分工形态变革。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基础设施发挥其支撑功能。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加速转变，基础设施的巨变也日益彰显。
短短几十年间，“互联网”能够从诞生、普及，升级为“互联网＋”这一新变革力量，技术边界不断扩张，从而引发基础设施层次上的巨变，则是至为重要的原因。大力提升新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威力。
“互联网＋”所仰赖新基础设施，可以概括为“云、网、端”三部分。
“云”是指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有赖于对数据的利用能力，而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为用户便捷、低成本地使用计算资源打开方便之门。
“网”不仅包括原有的“互联网”，还拓展到“物联网”领域，网络承载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新增价值持续得到挖掘。
“端”则是用户直接接触的个人电脑、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乃至软件形式存在的应用。“端”是数据的来源、也是服务提供的界面。
新信息基础设施正叠加于原有农业基础设施(土地、水利设施等)、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等)之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信息技术为分工协同提供了必要、廉价、高效的信息工具，也改变了消费者的信息能力，其角色、行为和力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从孤陋寡闻到见多识广，从分散孤立到群体互动，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参与，消费者潜在的多样性需求被激发，市场环境正在发生这重大变革。
以企业为中心的产消格局，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新格局。企业以客户为导向、以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策略迫使企业组织形式相应改变。新型的分工协同形式开始涌现。
“小而美”是企业常态：由于节约了信息成本，交易费用降低令外包等方式更为便捷，企业不必维持庞大臃肿的组织结构，低效、冗余的价值链环节将消亡，而新的高效率价值环节兴起，组织的边界收缩，小企业成为主流。
生产与消费更加融合：信息(数据)作为一种柔性资源，缩短了迂回、低效的生产链条，促进了C2B方式的兴起，生产与消费将更加融合。
实时协同是主流：技术手段的提升、信息(数据)开放和流动的加速，以及相应带来的生产流程和组织变革，生产样式已经从“工业经济”的典型线性控制，转变为“信息经济”的实时协同。
就业途径更多样：信息技术为灵活的工作方式提供了可能，就业形势多样化。“信息经济”条件下，由于沟通、协作的门槛降低，评价和信用制度的完善，专业技能的价值进一步凸显，个人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就业的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年轻一代经由网络、利用外包方式，可以充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工作的地点，为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比如翻译、设计、客户服务等工作，企业的雇佣方式和组织形式、人们的就业方式和收入结构，都将出现改变。
综上所述，新信息基础设施(“云＋网＋端”)、新生产要素(大数据)、新分工网络(大规模、社会化的全新分工形态)为“互联网＋”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不竭动力，体现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率跃升”的强劲力道。“互联网＋”行动，将以夯实新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原有工农业基础设施、创新互联网经济、渗透传统产业为指向，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与增长开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