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吴玉虎, 男,1951年1月16日生,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馆长;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 中国植物专家组(CPSG)成员;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分类和植物区系地理以及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工作,在高原、高山植物的生态、区系地理及豆科和禾本科植物的分类方面有较深研究。

划界新依据

吴玉虎
2013年03月19日
万事开头难——向导的向导——划界新依据——有惊无险出山路

1988年的昆仑山考察从新疆南部的皮山县开始。生物组内增加了一位日本东京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大场秀章先生和替换夏榆的费勇,另有一名炊事员小周。
我们的第一个考察点是皮山县的布琼村。6月16日,汽车把我们送到大队部,第二天,我们又骑了8个多小时的毛驴才到布琼。可行李装备等物品直到天黑时才由驮工们运到,有两个箱子也被摔坏了。炊事员小周因高压锅爆喷而被烫伤了脸;晚上的米饭又夹生,大家都吃得不多,但半夜全部都拉起肚子来,小周自己也不例外。后半夜,又被几头毛驴闯入营地,在帐篷之间来回窜,以致几个人的帐篷都因绳断而倒了下来,甚至人也有被毛驴踢、踩、压着的。真是万事开头难,作为今年考察的开场戏,就这样乱哄哄地度过了一天一夜。也足见组织安排工作的重要及野外考察中琐碎诸事处理之艰难,也或许还预示着我们今年的考察恐怕麻烦事不会少。
因时间较紧,所以我们决定分头考察。一个牛高马大的当地小伙子给我当向导,带我去爬高山区。刚及三分之一的高度,那小伙子就喊累,并一再地说他的大腿面“塔西浪”(维吾尔语,完蛋之意)了,多次嚷嚷着要回家。再往上,还没走几步,他又连比划带嚷嚷地说他的头要“塔西浪”了。而且还说,如果再上的话,我也会“塔西浪”的。无奈,我只好让他先回去。但他不愿意一个人下山,非要我同他一块回去不可。当时才刚到中午12点。我告诉他,要等到太阳下山时我才能回去。
或许是考虑到工钱或别的什么,总之,他还得跟着我走,并不时需要我去拉他一把,我到成了他的向导。下山时,对他来说就更难了。坡陡,他个子高,腿上没劲,重心不稳,又不懂得侧身斜下,还又穿了一双大皮鞋,更不好下,时常被拉后一大截。但他嘴里始终不停地念叨着“塔西浪”。后来,他又嫌山太陡,说是下不去要我随他绕道下山。我不干,自己选了一条路,直下山来。他又只好远远地跟着我,蹲在地上,并用双手在身后撑着,一步一步地挪下山来,最后总算是下到了山下。看着终于回到营地的他,真像是在地狱里服了三年苦役的样子,我想,或许我这时才懂得了维吾尔语“塔西浪”的真正含义。
在这一带,我们找到了西昆仑山区森林植物区系的最东部边界。再经过对一些现有资料的分析研究。从而有可能对植物区系学界长期以来所认定的本区的植物区系的界线进行修改。在这里,我们看到,随着森林的消失,本区森林区系所特有的许多植物种属也随之消失。不仅如此,许多中亚类型的植物如多种刺矶松等也以这里为其分布的东界。
关于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地区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我国植物学界的权威学者吴征镒院士在1979年将本区划为青藏高原植物亚区的帕米尔、昆仑、西藏地区(羌藏亚地区和帕米尔、昆仑亚地区)。而前苏联的植物学者格鲁波夫1963年在他的《亚州中部的植物》一书中将本区划归中亚植物亚区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亚省和帕米亚省)。通过我们的实地考察并对本区禾本科和十字花科等重要科属植物区系成份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本区的植物区系同青藏高原亚区更为接近。
就地理位置而言,本区虽处于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地带,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为一个整体,显然应该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其山地在海拔高度和高寒、干旱、强风等气候环境方面也同青藏高原的总体气候相一致,青藏高原的典型植被(高寒类型的荒漠、草原、草甸等)在这里也占主要地位。特别是本区同代表青藏高原植物区系的西藏区系植物属的相似性系数是最高的,这就足以说明本区系同青藏高原植物区系关系的密切程度,并且在本区所分布的特有植物中,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也最多。所有这些,都支持我们同意吴征镒先生关于本区植物区系划分的意见。
在亚地区一级的划分中,我们认为,以东经78 50′附近的桑株河一线为界,其西面划为帕米尔、西昆仑亚地区,其以东可和羌塘高原一起划为羌塘和中、东昆仑亚地区似乎更能显示植物区系地理单元的自然界线。因为不仅在禾本科而且在十字花科和本区总体区系的分析以及植被类型的分析中都表明了桑株河一带应该是一条比较明显的植物区系亚地区的分界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我们这一阶段野外考察和分析研究的最大收获。
由于队里抽调我去参加火山区综合考察小分队,所以,我提前离开了布琼,同自然地理组的队员一同骑驴出山。一路上虽难免艰难,却也有惊无险。
途中,因山路崎岖,驴性太野,北京地理所的一位老先生曾两次被摔下来,幸好是在平路上,并无大恙。后来他的毛驴换给了我,我骑上去,那头高大的叫驴果然像马一样撒蹄飞跑,从不管路况如何,那怕是在宽不盈尺的陡坡山道上,也一样地要跑到最前面去。害得我费了好大的劲,出了几身汗,才算调顺了它。然而,不出3公里,副队长郑度和北京植物所的李勃生先生都来劝我换乘另一匹马。说是这马性太劣,又无马鞍,有人已被摔了3次,实在骑不住,若是到险路会出事的。说得我多少有点心虚。不过骑上去才知,这马只是不愿落后,而老是想跑,有点拉不住,但骑了一会也就好了,而且比毛驴要快得多,也稳当得多。
我正自高兴骑了匹好马,谁知前面已到了险要地段。最前面的毛驴已走到了悬崖边上,前路已被洪水冲断,须回头另找路绕行。但是,由于大家相跟较紧,路面仅约1米宽,最窄处竟不足半米。前面的毛驴回了头,我骑的马不得不停下来向后转。但是,后面的人不知情,继续前行,致使大家挤在一条死胡同里。马与马见面又踢又咬,吓得我赶紧溜下马背,但已来不及退出,也无路可退,甚至连我站立的地方也没有。一边是两米多高的断壁,我无从上去,另一边是十多米深的悬崖,崖下是布满大大小小卵石的河床,我被夹在4匹翻了脸的马的中间,随时都有可能被挤下悬崖,也曾有几次差点成了被误伤者,只能是用双手抵挡着来回躲避。
武云飞教授已跳下马来,起初他也和我一样危险,但他的退路较近,一下子就退了出去。而我最后,我费了好大劲,分两次找机会才终于从“马群”中钻了出来。立即,我的心态也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任他们去咬,去踢吧,越激烈越好,但愿有一匹或几匹掉下悬崖才好。最后,多亏一个老民工来拉架,好不容易才拉开,又上正路。结果,竟没有一匹马掉下去,真是遗憾。
再骑上我的马,已没有先前那么稳了。因它的劣性子已完全被激了起来,老想回头去咬仗,我拉也拉不住。武云飞教授上马后,马又跳了起来,又被我的马踢了一下,差点摔下来,亏他也是骑马老手,才免落马。又一个回合开始了,只见武云飞的马前蹄腾空,一下未站稳,便一屁股坐了下去,武云飞顺势下马,一个就地打滚爬了起来,我也跳下早已无法控制的马,只好换了一头民工的毛驴骑上。那几匹马最后被拉开约1公里的距离,大家才算平安到了驻地。一路上,因乘畜而摔跤的有五六个人,最多的竟先后被摔下来4次之多。所幸的是每一次都避开了危险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