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吴玉虎, 男,1951年1月16日生,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馆长;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 中国植物专家组(CPSG)成员;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分类和植物区系地理以及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工作,在高原、高山植物的生态、区系地理及豆科和禾本科植物的分类方面有较深研究。

艰难的历程

吴玉虎
2013年04月08日
艰难的历程——路在何方——“老虎嘴”下添尸骨
6月24日,上午10时许出发。山里特有的凉风使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了鸭绒背心。脚下的路确实比昨天要难走得多了。大部分的“路”都是在半山腰上由人畜踩出来的一条并不明显的小道。往上看,陡坡高不可攀;往下看,河沟深不可测。其中许多地段的所谓路也只是尺把宽的一条颜色较异于山体而又斜面的行走痕迹,还有些地方仅有20厘米宽。毛驴驮着东西,摇摇晃晃,悬而又悬,叫人看了真是心惊胆战,幸好并没有毛驴滚下去。
在这样的路上,小分队中包括当地的驮工在内,无论如何也没有一个敢骑毛驴的人。我们都是一直拉着毛驴行走,而且要把缰绳放得长长的,免得毛驴在下太陡的坡时收不住蹄而冲到人身上或甚至将人挤下陡坡。各人之间也都拉开一定的距离,走路时则更是如履薄冰。这些做法都是付出代价后才获得的经验。
在越过一处沟坎时,因路太陡,驴背上绑行李的绳子被摇松,一头毛驴将我的行李和两半袋大米的驮子摇翻了下去。大米就地落下,而我的行李却一直滚到了沟底,幸好被一块大石挡住才未落到河中被水冲走。而行李朝下滚时我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法去追。大米虽在原地,却因路太窄而又无法绕道去人重新绑在驴背上,只好待后面的两个民工走到那里时各背半袋,走到一个较宽处才又驮在驴背上。倒是那翻了驮子的毛驴拣了便宜,未驮任何东西而走了一里多路。但是,倘若那驮子捆得再稍紧一点,不至于散开而只是歪向一边的话,那匹毛驴恐怕就会因无法控制重心而滚下山去直至河中。
大家都停下来检查并紧一紧被摇松了的驮子。一个民工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绕道下山背回了我的行李并重新绑好。
利用这段时间,我赶紧在周围采了些标本。由于在整个行程中的各个营地及沿途均没有安排专门的时间采集标本,所以,我不得不随时下驴采集标本。碰见刚才那样的路,虽无标本可采,但也不能骑驴,因此,一路上我几乎都是拉着驴走。累苦了自己的双腿,而毛驴却轻松多了。
不光如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安营扎寨,然后轮流做饭,饭后再压标本,写考察笔记,第二天早起又是做饭,拔营起寨,打行李,绑驴驮,中午就着河水啃些方便面之类的所谓午饭。营养自不必说了,经常就连一顿按时的饭菜也吃不上。
频繁地过河而致许多行李泡湿了。北京地理所的李栓科和张百平都已两次从驴背上掉到水中,下半身全泡了水。河里全是有如装满东西的麻袋一样大小的石头,极少有平坦处,因而毛驴大都无法站直走正,而只能是东倒西歪地摸索着落步,绕着石头行走。人稍一放松,就有可能被急转绕行的毛驴扔进水里。虽说大多数过河处的水深最多也只到毛驴肚子下面,但加上水的冲力和毛驴的阻力,河水常常可以漫上驴身。
我骑在驴背上,双腿向后蜷起才免了弄湿鞋裤。但这头驴走到河心就停了下来,任我怎么打,它也不敢再向前走了一步了。水流依旧,不一会儿,我就感到晕眩了,只觉得不是水在往下流,而是两岸的山在向上飘,我已有摇摇欲坠之感,随时都可能掉落水中,多亏李勃生蹚水过来拉着毛驴过去。
到营地后先打开行李晾晒,而后才开始搭帐篷、做饭,否则,大多数人晚上就得睡在湿被窝里了。
6月25日,今天的“路”恐怕是最难走的了。一整天都是在深山狭谷中逆流而上,根本没有什么路,只是在河滩乱石中行走。虽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可要在这样的高山、高原地带“走”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我们不时地要涉水过河,其间陡坡、绝壁、险滩、乱石堆更是一个连一个。
大家今天过河可比昨天“潇洒”得多了。由于所有人的下半身全都湿了,所以,骑在驴背上也不用蜷腿,有时干脆就拉着驴蹚过齐腰深的急流。再往后过河就更无所谓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行李、背包、大米等全都泡湿了。南京地理所的顾国安老先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竟被毛驴摔得一屁股坐在河中,全身都湿透了;杜泽泉先生深怕自己落水而将其装有备用相机和胶卷的皮箱一直托我背着。几天的行程中,最多的一天我们来回过河竟达64次。
向导给我们领路,而他记忆中的“路”已不知是哪年的老皇历了,几次曾把整个队伍带上绝路而又不得不退回后另选一条“路”。有一次,我们已经上到半山腰,往上看去,山坡已被洪水冲塌,现出一条深谷,只好又原路下山,过河,转向去爬对面的另一座大山,体力的耗费极大。
这是一面陡峭的流石坡,根本没有什么路,就连前几天地质组走过后留下的“痕迹”也已被不断下滑的流石所“淹”没。我们只能靠前面的两个向导用脚“踩”的方法“修”出一条似有似无的“山道”来。在这十几个“之”字形的“路”上,驴队艰难地爬行着。我们都下了驴,不但不能骑,反而在大多数时间里需要费劲地把驴往山上拉。一些驮行李的毛驴经常是前有人拉,后有人推才能上去。在这种时候,毛驴非但不能节省我们的体力,反而倒成了耗费我们体力的累赘。
给我们当翻译的小伙子曾几次抱怨说:天下咋有这么难走的路?你们这帮人怎么想到这样的地方来?他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会走几天这样的路,并后悔此行是上了我们的当。我也认为,即使当年唐玄奘去西天取经恐怕也没走过如此艰难的路吧。杜泽泉也说,这次的路比去年上乔戈里峰的路要险多了,去乔峰的险路只是一两段,而这次几天的路全都是如此地艰险难行。我想,所谓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恐怕也就难到如此程度吧。
6月26日,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处被我们叫做“老虎嘴”的地方。这里的路面约有一米宽,已算得上是够宽的了,但由于上面的山崖大石向外凸出,人低着头拉着不驮东西的毛驴在小心的情况下过去是不成问题的。但驮东西的毛驴,由于驮子的宽度而使得靠山的一边总是擦着凸出的山石而过的。这段路虽说也不过10米左右长,但却耗费了好长时间。因为每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都得三四个人连拉带推,强迫它走在悬崖最边上,并要扶稳驮子,使之不致被山石挡住而将毛驴“挤”下山去。有的毛驴甚至吓得卧在地上,到最后差不多是给抬过去的。非这样而不能保证安全。因为大家早已注意到,在“老虎嘴”下的山沟里躺着一匹灰白色的死毛驴,显然是几天前刚从这里掉下去摔死的,看样子是地质组的驮驴无疑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并不停地相互提醒。一个民工还趁机绕道下山拿回了那匹死驴的鞍垫。
到营地后,打开行李晾晒。背包全进了水。胶卷、闪光灯、电池及白糖、麦乳精等全都是湿淋淋的,还有归我保管的小分队的药箱等,更是灌了不少水。
民工们又来“趁水打劫”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伸手的对象,特别是药品。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亡命之徒”——这是小翻译的话——之所以敢闯“鬼门关”,去往那“死亡之地”,肯定都带了什么仙丹妙药,否则,那里对于每一个想活命的正常人来说都应该是绝对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