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吴玉虎, 男,1951年1月16日生,陕西省咸阳市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馆长;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SC) 中国植物专家组(CPSG)成员;主要从事植物系统分类和植物区系地理以及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工作,在高原、高山植物的生态、区系地理及豆科和禾本科植物的分类方面有较深研究。

翻越“鬼门关”

吴玉虎
2013年04月15日
“鬼门关”下——翻越“鬼门关”——白骨累累当年路——难觅宿营地
6月27日,我们终于走出了线天缝地的大狭谷。眼前呈现出的是一片开阔的河谷地带。当年部队所修的“公路”又断断续续地现出了痕迹,而且在一个叫苏巴什的地方,还出现了一排用石头垒成的残破墙垣,想必是当时修路的指挥部吧。
民工们坚持在这里扎营。理由是这里有水,再往上因为要离开这条已经来回蹚了几天的河流,一直到山口都不会有水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而且住得太高时头痛,会睡不着觉。看来,前面的硫磺达坂在他们的心目中真比鬼门关还可怕,唯恐早到那里一步。但是,我们却认为这里距离第二天要翻越的山口处较远。这里海拔4 100多米,而山口处是5 114米,所要爬的垂直高度也太大。况且今天时间尚早,何妨再走一段路,以便明天上午一鼓作气,以最短的时间和充足的精力越过达坂。
双方僵持了好久,最后,民工们提出条件,要我们答应给他们发放治头痛和消除难受感觉的药才肯上路。其中有个民工气愤不过,边赶毛驴边恶狠狠地说:“到那上面没有水,把你们一个个都渴死”。小翻译告诉我这句话时尽量压低了声音。看来,当地人对火山区的恐惧绝不亚于他们对“阴曹地府”的感觉。
为了不致于被渴死,我们就必须从这里带水去。大家先过量地喝饱了水,然后,每个人的水壶都灌得满满的,并且所有的桶和高压锅等一切能盛水的东西也都装上水,由人抱着放在饮足了水的驴的背上,这样的准备,真好像我们要去大沙漠腹地旅行似的。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在山腰一块较宽敞的地方,走在前面的民工们自作主张地卸下了驴驮子,说什么也不走了,并且像商量好了似的,个个都喊头痛,还表现出极端难受的样子。我的海拔表的指针处是4 640米。
在这里,我听见次数最多的词就是“塔西浪”了,并且对它的词意和各种用法已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了,以致于“塔西浪”已经挂在我的嘴边,说起来更是脱口而出,比汉语中的所有同义词和近义词都顺口。
这一带确实如民工们所说,干得要命。山坡上除了石块就是细沙,再加上强劲的上行山谷风,帐篷都很难扎住。带来的水真是太宝贵了,经过路上的颠簸,洒掉了不少,剩下的水要供这十几个人的晚饭和次日早饭的饮用,怎么也不够,更不用说洗脸漱口了。李勃生不甘心,让我随他去找水。凭着他几十年跑野外的经验,我们在附近的河谷中一处认为可能有水的大石崖下试探着挖下去,南京大学的王富葆教授也来帮忙。三个人挖了近一个小时,约莫有一米多深的时候,水,终于渗出来了。我们喜出望外,高兴得大喊起来, “有水啦,这下渴不死我们了,我们有水啦”。民工们全都跑过来看,并连声称赞:“这几个人真有本事,在这样的地方竟能找出水来。看来我们跟着他们上高山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了”。他们的兴奋,使我觉得临行前,他们和其家人及邻居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生离死别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一大半。大家又可以尽情地用水了。
为了纪念我们的“丰功伟绩”,在我的建议下李勃生找来粗壮的记号笔,在水坑上方的石壁上写下了一个又粗又大的“井”字,后署“中国科学院青藏科考队,1988.6.27.pH:6”
晚上,我们按“协约”给民工们发放了治头痛的药品,并由分队长王富葆给他们作了简短的壮胆打气的动员报告,力图消除他们畏山如虎的恐惧心理。
在斜坡上的帐篷里,头低脚高地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在高山区考察时,我常这样头低脚高地睡觉。因为这样睡觉可降低高山缺氧对大脑损害的程度。
保健常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氧来维持其正常的功能,而这些氧是要靠血液来携带输送的。但是,由于重力的作用,再加上白天长途跋涉时下肢的需血量增加,人体血液本来就不容易流向大脑,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高,人体内血液的流动就会越来越减弱。更鉴高原、高山区的低压缺氧,而致人的大脑缺氧是明显的,引起的脑细胞死亡也不在少数,人的记忆力的减退也就随之而来,而睡觉时头低脚高则能使血液较快地、较多地流向大脑,给大脑输送较多的氧和各种其他营养成分,并把废物排出体外。不过,这种体位对于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人却是不宜采用的。
今天轮到我做饭。我7时起床做好饭,烧开了水,8时开饭,紧接着就是拔营起寨绑驮子,9时出发。
次日行军,民工们显然是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一反常态,把所有我们捆好的行李卷全部都打开来,叠搭在驴背上,以便空出几头毛驴来供他们骑着上山,看来,他们的恐惧心理是根深蒂固了。好在他们私下的决定和现在的行动都还是为了上山,而并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最担心的。
这里有一段山坡陡得简直没法走,在有着十几个“之”字形小道的山坡上,每拐一次弯,最多只能爬高约10米左右,有的一层只约5米高,但所走的路却有近百米长。又因为海拔高,所以,走起来要比前几天的路艰难得多。有好几处都是负重的毛驴往上走一步,还得往下滑一截。每到这样的地方,经常是由两个民工各执同一根木棒的两头,横在驴的大腿根部给它加力,以便挡住毛驴的下滑。或者有时干脆用肩膀去顶住驴屁股。整个队伍像一条懒洋洋的游蛇在缓缓地蠕动,每个人和每头毛驴都像乌龟一样缓慢爬动。没办法,因为毛驴的负荷显得太重,人也都已困乏无力。
高山缺氧的反应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和每一头毛驴。要么坚持翻过达坂,踏上高原,要么倒在路边,永远地躺下。有的毛驴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喘息一会儿。有些人已经下了毛驴,拖着铅砣一样沉重的双腿,半天才往前挪动一步,有如电视节目中的慢镜头动作。可是我却一直骑在驴背上,为的是能节约一点体力。因为我也感觉到高山缺氧的严重威胁。在这里,空气中的氧含量仅约为海平面的50%,心跳速度也像在海边跑百米一样。没走路都浑身无力,跳下毛驴背去爬这么陡的高山,说不定会跌坐在路边的。更何况前几天在路上,为了采标本,基本上没怎么骑毛驴,而此时则正应是毛驴出力的时候。
在海拔约4 800多米的陡坡上,一头累死的毛驴倒在路边的石堆中,这是地质组的一头驮驴。后来听地质组的队员们说,当时这头毛驴曾两次倒下,后被扶起,并卸掉背上的东西也无济于事,它的肚子急促地起伏着,虽经几个人再三努力,可它最终还是没能再站起来。
俗语有云:“铁牛铜驴纸糊的马”,说明毛驴一向被认为是家畜中最能吃苦耐劳的,但在这里,它们也难逃厄运。我们组的每一头毛驴,在走过这头死驴旁边时,都要停下来闻一闻,以示对同类的哀悼。
高原学家认为,海拔4 500米是人类正常活动的禁区,在海拔5 000米以上时,人就是静卧不动,心脏的负荷也相当于在平原跑马拉松。而在眼下这样的关口,我们正是在接受体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此时对于我们来说,意志的持久或许比体力的持久更为重要,因为体力消耗已接近极限,倘若意志再不能持久,则一坐下去,松懈的身体是再也无法支撑起来的,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作“鬼门关”,也并不为过。只可惜那头毛驴未能闯过此关,而永远地躺在了达坂的这一边。
?12时许,我们终于胜利地越过了海拔5 114米的硫磺达坂,上到了开阔的高原面上。正午时分的六月天,高原大野,晴空万里,天高云淡,我们的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心中也顿觉豁然开朗,虽然仍摆脱不了头痛的折磨,但是,心情确实轻松了许多,精神也大增。
解放大军当年所修的公路已清晰明显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遥伸远方。路边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株垫状驼绒藜和高原芥外,几乎没有别的植物生长,倒是满目荒凉的沙砾滩地遥接群山,莫测其大。然而,在公路两边当年修路时的取土坑中,到处可见的却是一堆又一堆令人生畏的各种白骨。相比之下,我们能顺利地到达这里,真是幸运。看着路旁这一堆堆白骨,看着这累累白骨旁的公路,不难想像当年为进西藏,那支大军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所承担的对各种生命损失的严重程度。身处此地观此景,也就难怪民工们对这里一开始就视若畏途,以致于谈“虎”色变了。
这条多年来并无几人通行之路,默默地躺在昆仑山原,通向遥远的天边。在这途中,曾会有多少将士将身驱变成了永久的墓碑,忠魂和这些驮畜的白骨一起留在了这高原的大野。在这条路上,原先该有多少军车的车辙覆车辙,多少军人的脚印覆脚印,又有多少驮畜的踢痕覆踢痕。如今,这些虽然都已被高原的风沙所渐渐抹平,但是,当年千军万马的丰功伟绩却依然不灭,他们曾经创造过的生命辉煌也依然存在,那些捐躯此行的将士,其英魂也与高原山水共存。而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为了探索地球科学的奥秘,同样不惜离乡背井,甘冒粉身碎骨的危险,不畏与死神相搏斗,来到这块土地上,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再次创造着生命的辉煌。
我婉惜诗人为什么没能到此一展韵辙,画家又缘何未有此行来泼洒丹青,否则,必将会有旷世之作出自昆仑。
再往前走,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片片斑块状的植被。我们要去的两个湖泊相继出现了,火山也隐约出现了。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青藏苔草高寒草原植被和垫状驼绒藜高寒荒漠植被。不过,我倒是认为无论从水份状况还是从分布地域来看,青藏苔草群落都应划归高寒荒漠之列。
在火山喷涌形成的黑色熔岩的表面盖上了一层细沙,这是大风的杰作。黑色的石块铺散在沙砾滩上,从远处看去像是一片遮住太阳的云彩投影于地面一样。近看则又似大大小小的煤块散布旷野。及至走到火山口附近的熔岩地貌群前,又觉这纯洁疑重的黑色岩石,像是堆放在松散的细沙砾地上的座座铸铁山,而并不与地表浑然一体。其间偶见有垫状驼绒藜和青藏苔草各自形成的植物群落或共建群落。
我们本想在火山岩的黑色石群中扎营,但却苦于无饮用水,而附近两个湖的水都是又咸又苦。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有水的地方,却又没有多少草,不能放牧毛驴,只好再走。
驴队艰难地走着。午后,高原强劲的季风卷着细沙,无遮无拦地从斜刺里刮来,似乎要把我们从驴背上掀下来。火山区干旱的细沙窝地,起伏连绵,驴蹄一踏下去就会踩出一个近半尺深的沙坑,眨眼间又被风沙填平。然后再拔蹄前移,如果反复,下陷拔起,再下陷,再拔起,毛驴的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在驴队行进的地方,驴蹄扬起的沙尘,在下风处形成一道沙幕,随队向前移动着。倘若站在高处俯瞰,准会使人感到这是一面在浩瀚沙海中缓缓移动的沙旗。好几头毛驴都曾在半途中躺下来好几次,费了好大劲,半天才能拉起来,确实是太累了。更何况这些毛驴从早到晚不停地爬山、走路而从没吃过草。由于风沙太大,天一下子就又暗又冷起来,尘土、沙砾,迫使我们有口难开。一个小小的驴队扬起的沙尘倒像是有千军万马在疾驰狂奔。
直到傍晚9时半,我们才在乌鲁克库勒湖另一边的一处山坳里发现了早到这里的地质组。于是大家合营一处,互相问长道短,那种亲热劲真似如隔三秋的亲人重逢在另一个星球。这时,我们也才知道他们组在当天同样连续行走了14个小时,也是为找有水草的地方而一处又一处地才转寻到此。而我们从早晨9时出发,直到现在,整整12个半小时马不停蹄,才走到这里。难怪到营地后,几乎所有的毛驴都躺下去动也不愿动,连草都懒得去吃,尽管已有两天都没吃过草了。
民工们对他们的毛驴真是心疼坏了。一个个气急败坏地卸下行李物品,胡乱地丢在一边,有的甚至拿东西出气,有意摔打、脚踢。最可恨的是一个年轻的民工,在卸下我们的药箱时,狠命地一脚,将药箱踢出去一米多远。嘴里还叽哩咕噜地骂着粗话,发着牢骚。我们也只有佯装看不见,也听不见。必竟理亏的似乎是我们。然而,民工们对他们的毛驴却关怀备至,又是拍打,又是拌好精饲料,端来清泉水,伺候周到,可是那些犟驴由于劳累过度,而对主人的殷勤却毫不领情,一律躺倒,不吃不喝。
我们也太累了。骑了十几个小时的毛驴,除了风沙迷眼、浴面、钻满全身的表面现象外,还有暂时感觉不到的因高山缺氧而引起的不少脑细胞的死亡和肝脏功能的损害等的潜在后遗症。还有腰酸腿疼等方面引起的体力不支,下地就跌倒,好大一会儿工夫连路都不会走。我们的安营扎寨都只好由地质组的人来帮忙,原本应由我准备的晚饭也都由他们代劳了。否则,我真不知要忙到什么时候,我真打心眼里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