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李皓,环境科普志愿者,“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3年至1986年先后在西南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化室工作。1986年至1994年在德国弗朗霍夫(Fraunhofer)研究院汉诺威毒理研究所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1994年获得德国汉诺威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到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出于对当时中国环境状况的极度忧虑,1996年辞职走向社会成为环境科普志愿者。1997年至2007年主要从事引进和翻译国际环境教育影视片的工作。2000年至2004年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2008年成为“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突破“垃圾”困局,需变革管理格局

李皓
2014年12月22日

关键词:垃圾围城;物质生活水平;可焚烧垃圾;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厂选址;垃圾分类;清洁焚烧;环保局职能;二噁英;资源回收;废物清运;台湾的垃圾处理;垃圾减量;公民责任

文?? 体:答记者问

正? 文

记者问:就目前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面临垃圾不断增长的问题,但一方面是面对“垃圾围城”,不少城市纷纷选择了垃圾焚烧处理,另一方面焚烧厂如何选址却是个难题。矛盾之处究竟在哪,技术、监管、观念?

李皓答:在目前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正处在上升阶段,消费的东西多了,产生的垃圾量就会增长,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发达国家的几十年前,垃圾增长量大、垃圾无处填埋、垃圾污染环境等问题都出现过。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各地出现的“垃圾围城”问题其实表现的是我国正处在发达国家约三、四十年前的状态。

垃圾中有部分废物是应当焚烧处理的,因为这些废物含有很高的热值,应当通过焚烧处理来获得能源,还有一部分废物必需通过高温焚烧来杀死病原体,所以,焚烧处理本身就是垃圾处理的一种方法。

2012年,我在北京参观过朝阳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这个厂区,我没有闻到垃圾的臭味,焚烧厂的环境很干净,烟囱排放的是白色烟雾,很像水蒸汽,焚烧厂的年发电量为2.2亿度。在焚烧厂门口,我看见一个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显示的是“焚烧系统烟气污染物实时监测数据”,被监测污染物有HCI、烟尘、SO2、CO、NOX,还有二恶英的定时监测值。在实时监测值旁是地标值(地区环保标准排放值)的数据,任何参观者都能直接看到,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排放的烟气中所含的污染物浓度都明显小于地标值。厂方介绍人告知,该厂烟气中所监测到的二恶英浓度,甚至小于欧盟国家规定的排放值。从这个实例我看到,我国清洁焚烧垃圾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我国,要让垃圾能够清洁焚烧发电,技术是住建部与环卫部门负责,比如设计焚烧厂;监管是环保部门负责,比如烟气、废水、废渣的污染监测;观念是公众负责,比如,每个公众都应当知道,哪些废物应当高温焚烧,而哪些废物不能焚烧。各行其是,各尽其责,焚烧垃圾发电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记者问:事实上,垃圾焚烧是国际上处理垃圾的常规手段,欧美国家,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将垃圾焚烧厂建在主城区,有的甚至离城市政府很近。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

李皓答:几十年前,发达国家就开始建垃圾焚烧厂。由于当时对垃圾焚烧会产生污染的问题并不太了解,所以,选址不像现在这样慎重。2011年我在德国旅行时了解到,德国的生活垃圾不再填埋,而都是焚烧处理,但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还是以远离人口密集的城市为好。有些小城市有专门运输垃圾的铁道,让城市生活垃圾通过专用火车运往百公里外的焚烧发电厂处理。

记者问:不少人反对垃圾焚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致癌物质“二噁英”。国际上关于二噁英的排放标准定得极为严格,但不意味着超出标准就一定带来巨大威胁。二噁英的威胁,真的是被夸大了吗?目前的技术能否解决?

李皓答:二噁英主要在低温焚烧(200-400摄氏度)垃圾时大量产生,文献报道说,当温度达到摄氏850度时,二噁英能被分解掉99%。所以,高温焚烧能减少二噁英污染,当温度能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时,二噁英就都分解了。

记者问:不管焚烧与否,垃圾分类都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城市垃圾分类喊了很多年,一直在试点,始终难以全面推开。2000年八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十几年过去了,成效甚微。问题出在哪?

李皓答:垃圾分类有利于垃圾的清洁焚烧。比如,为了保障高温焚烧,减少二噁英的产生,不能焚烧的垃圾有:含氯塑料、印刷纸张、金属、厨余、园林废物、玻璃、灰土。如果这些垃圾进入焚烧炉,要么是产生二噁英的底物或催化剂(如含氯塑料、印刷纸张、金属),要么会降低焚烧的温度(如:含大量水分的厨余、园林废物,或没有热值的玻璃与灰土),还会增加焚烧烟气中的烟尘、重金属等。但这些知识是环保部门所掌握的,而我国各城市推行垃圾分类的机构几乎都是市政部门。由于市政部门本身对环保知识并不了解,造成了这些问题。北京的延庆县在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是当地环保局做的,效果就很好,废电池、废灯管都让村民们做到了单独投放。

记者问:曾有官员认为垃圾分类无法进行的原因之一,在于公民的环境意识差,你是否认可,这个因素占多大比重?

李皓答:主要是这些官员自己的环境意识差,而不是公民的问题。

记者问:据悉,很多国家不仅重视生活垃圾的分类,还从法律上强化厂商的责任,在源头为垃圾“减量”,这种方法适用于中国吗?为什么?

李皓答:发达国家对很多厂商有要求,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要负责承担废弃后处置的费用,或自己要回收处理。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已适合现在的中国。?

记者问:你曾分析说,政府在垃圾处理上不放权给废品回收部门和再生资源处理部门,是影响垃圾分类的重要原因,那么该如何放权?

李皓答:垃圾分类后,必须由不同的部门各自清运。比如,在德国,堆肥类由堆肥厂清运,废纸类由回收废纸的公司清运,焚烧类由环卫部门清运,还有其他公司专门清运包装类,玻璃制造公司清运玻璃类,等等。在台湾,垃圾分类是由环保署指导社会开展的,所以,也很有效。环卫部门只收可焚烧垃圾。剩餐有饲养场收去蒸煮消毒后喂猪,而可再生废物全部由回收公司的专用车收集。这些成功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记者问: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民众在向垃圾桶投垃圾的时候,是根据标示分开投放的,可是在具体清运时,却是不分开的,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李皓答:问题就出在我们只有环卫部门来清运所有的废物,而环卫部门的专业在于处理垃圾,而不是再生回收。我的做法是,将自家的可回收再生的废物都无偿交给废品回收者,而不往垃圾桶中扔,这样就能很轻松地做好垃圾减量和支持回收了。

记者问:在垃圾分类问题上,你的观点是“提倡垃圾减量化而不是简单的垃圾分类”,具体理由是什么?

李皓答:减量自己产生的垃圾是一个21世纪的公民应当尽到的减少环境污染的责任。如果大家都这么去做,我们的城市就能逐渐走出垃圾围城的困境。

记者问:你似乎一直很推崇台湾地区经验,台湾的垃圾减量取得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李皓答:?台湾从1996年开始在提倡垃圾分类,到2006年,台湾的生活垃圾量减少了50%。在台湾,生活废物分为三类,一类叫做“资源物质”;一类叫做“一般垃圾”;第三类是“厨余”,用来制作有机肥。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三部分绝对不能混淆,这种分类方法非常成功。今年我碰到台湾来的朋友,他们说,由于台湾民众很注意减少垃圾,现在台湾的一些垃圾焚烧厂因为缺少垃圾而关闭了。台湾在环保方面走在了大陆的前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此文发表于《新京报》2014年5月14日A04版,记者高明勇、实习生孟亚旭)